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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情赋》情讽争辩之拙议(节选)

字号: 2012-05-24 14:56 来源:中华辞赋网 点击:17519 我要评论(0)

        

    《闲情赋》是晋宋间文学家陶渊明(365-427)的赋体代表作。此赋约作于晋太元十六年(391年),陶渊明二十七岁时。《闲情赋》抒写一段没有回声的一厢情愿,妙喻骏发,异采别格,其情真挚动人,这是吾国赋史上最富有特色的言情赋作、绝艳精品。历代评论者对《闲情赋》主旨的情讽争辩,持议纷纭,褒贬不一,约有言情无讽、好色不淫、托寄深远等多种评议。讨论《闲情赋》,对研究陶渊明作家作品,魏晋文学的自觉性,以及两汉强调文学肩负“政教”后,至魏晋大异讽喻的“缘情体物”及“自然适意”等文学作品的出现和发展有重要意义。

一、“闲”与“闲情”

《闲情赋》是晋宋间文学家陶渊明(365-427)的赋体代表作。全赋共795字,可分为赋序、情遇、十愿、孤归、坐夜、憩情六个段节。

清邱嘉穗《东山章堂陶诗笺》卷五认为“闲者防闲之义,与间字不同”。“闲”字字义,用木栏防示的本意,有“约束、防闲”意,非“悠闲、闲情逸致”之“闲”。《闲情赋》的“闲”字义释解为“约束、防闲”,虽得古今大多数学者认同,但关乎全赋表情达意的“闲情”二字,也应该有一个比较准确的定义。

“防闲”,有预防限制意,例如《诗·齐风·敝笥序》有“齐人恶鲁桓公微弱,不能防闲文姜,使至淫乱,为二国患焉”等,附加“规正”义,似乎更加精当。又《路史后纪》有“帝尧陶唐氏,初娶富宣氏,曰女皇,生朱骜佷、娼克,兄弟为阋,嚚讼(即奸诈而争讼),嫚游而朋淫,帝悲之,为制弈棋,以闲其情”,文中“闲情”与陶渊明《闲情赋》之用,应无二异。有鉴于此,笔者以为,“闲情”释为“规正收敛感情”,比较切合《闲情赋》的主意。

 

二、集评之议

持无讽谏论者,多少都有些主观臆断。萧统评《闲情赋》用“白璧微瑕”,笔下留情,信有斟酌。如果宽松解读萧统的“微瑕”,即萧认可《闲情赋》劝多于讽,惜其赋情过重,收束不住,难得寓讽效果,故有憾其不争之叹。其实,《文选》也未必回避赋情,萧统能遴选宋玉《神女赋》、曹植《洛神赋》等入集,即是一证,所以摈弃《闲情赋》不在情,在“防闲”而“卒无讽谏”。

杨慎、方东树等人的评论,自以为持正公允,异者不屑,还将后世言情的账码都算作《闲情赋》的教唆流害,也有失公平。刘光第看出《闲情赋》的九愿用喻,渊源取法“《(诗·卫风·)有狐》诗之子无裳、无服、无带,情思缭绕,往复迫切”,自命颇有眼光,似乎从作法上在高抬陶公,但断语“正复不异”(没有差异)居前,后来一句“此诗则荡而不能自持”,说的是《有狐》,差点撂倒陶公,也显得预存心谋。

好色,是自古以来讨论涉情文学绕不开的敏感话题,从正常的男女情爱理解,曰“情不可止”;然而君子面对情色,先思礼义,故又曰“情止于礼”。这就是所谓“《国风》好色而不淫”,有个规正收敛,克己复礼的克制限度问题。克己复礼,即约束自己,令言行符合礼义。《论语·颜渊》曰“克己复礼为仁”,既然能提到“仁”的高度,可知儒家很看重“情止于礼”,并将其视作仁义的重要修养内容。又《礼记·乐记》认为人有“喜怒哀惧爱恶欲”七情,故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中国文学史中主写爱情题材的文学作品,精彩无数,即使单纯写情,也有价值意义。孔子在《论语·为政》中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说的正是文学作品的社会功能,即文学作品的真与善的统一,而且深信“思无邪”的社会功能是能够“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所以,学者陈子展的《诗经直解》释解“思无邪”即“思虑直诚而没有邪曲”,最为剀切。

与萧统所评相比,东坡比较客观,认为《闲情赋》写追求爱情是“好色而不淫”,这就足够;见情未必就得见讽。这可能与东坡《宝绘堂记》评“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时所表明的观点,即“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颇有关系。后来南宋陆游《老学庵笔记》评陶诗,也有“渊明之诗,皆适然,寓意于物,而不留意于物”,不难见宋人一般态度。

当然,东坡对陶渊明的理解还缘于他对陶渊明为人处事的赞许及其诗赋的会心解读,而这种会心解读没有故作清高纯情者的那种庸思俗态。因为以东坡的学识人品,以及社会对他的认可与崇敬的程度,何须利用陶渊明来装点自己,史上独有苏东坡,正如史上独有陶渊明一样自然公平。东坡曾在被拘留期间将陶诗全部和作,并亲手书写了陶渊明的诗文全集,能面对陶公如此恭敬,那样心甘情愿独自作为地下如此功夫,古今能有几人?所以,东坡解读《闲情赋》应比萧统来得深切。

托言可以是赋文学主题思想的一个组成,但不可能代表全部。先秦两汉多以诗歌为言志之作,西晋文学家陆机(261-303)首倡“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在当时颇有振聩之效。这个观点作互文理解的话,意思是“诗赋在内容上应当缘情而作,吟咏情性,在形式上可以华美;描绘事物应当体味入情,使之清晰生动”。在陆机之后的陶渊明不太可能于此无闻无动,援笔写《闲情赋》,一则前有张衡作《定情赋》,蔡邕作《静情赋》,受点先行示范的启发;一则自家既然有这般激情,缘情而作,应该很自然,未必写情就得见讽。况且《闲情赋·序》云“检逸辞而宗澹泊,始则荡以思虑,而终归闲正,将以抑流宕之邪心,谅有助于讽谏”,赋前已经宣示己志,显然没有否认客观上会有助于讽谏。至于客观上是否有此讽谏之效,读者自去体味,妄为揣度或者定要强下断语,料也多余。即使“盖尤物能够人,情荡则难反,故防闲之”,又有何不可?

 

三、情至不能已  氤氲化作诗

 

从陶公生涯处世和综合其它作品来纵深理解《闲情赋》,也有多角度的取径方法。陶渊明一生大约可分为耕读、学仕和归田三个时期。耕读时期约在晋孝武帝太元十七年(392年)陶渊明二十八岁之前。《闲情赋》即写于这个时期。这时期的陶渊明因为“少而贫病,居无仆妾,井臼无任,藜菽不给”,只是在家耕读,广泛接触老庄、六经等经典古籍;作为名宦陶侃之后,家庭教育良好,也有过“大济苍生”的志向和“淡柔情于俗内(平凡内心),负雅志(雅致)于高云”的理想;尽管青年陶渊明隐约感到“同一尽于百年,何欢寡而愁殷”,已经微露忧绪,但想像人生(包括爱情和事业),尚怀希望,对追求理想(“思宵梦以从之,神飘飖而不安”),亦多憧憬。

这时写《闲情赋》,也只有这时才能写得出《闲情赋》。

《闲情赋》后三十年,陶渊明五十八岁作《感士不遇赋》,序中称“昔董仲舒作《士不遇赋》,司马子长又为之(指《悲士不遇赋》)……遂感而赋之”,开篇即表明步踵前贤作赋的意图,与《闲情赋·序》的开篇明道何其相似。浊世腐败的黑暗和仕宦往复的坎坷,让陶公深刻地认知了现实,所以当《闲情赋》憧憬的人生的一切美好被残酷的现实湮灭之后,晚年的陶公只好“拥孤襟以毕岁,谢良价于朝市(怀抱素志聊此一生,纵有高禄也谢绝入仕)”了。

“情至不能已,氤氲化作诗“(《随园诗话》)。《闲情赋》不可能问世于陶公中年晚年,哀叹“没世以徒勤”的《感士不遇赋》以及“觉今是而昨非”的《归去来兮辞》,又“讽喻避宋无地”的《桃花源记》等作品出现在晚期,也绝非偶然;春花之于秋叶,如同梦之于酒,读读陶渊明的其它作品,辗转思之,方能真正读懂《闲情赋》究竟主情还是主讽,也才能在“金刚怒目”之外读懂另一个“柔情雅致”的陶渊明。

 

四、“前抑后扬”的争辩转机

从历史大背景和文学批评史的发展看,值得注意的是,《闲情赋》情讽争辩的历代经久不休与“前抑后扬”的大致趋势,跟时代变迁中对陶公诗文的整体评价呈现变化密切攸关。

稍作历史回顾,不难知对《闲情赋》的解读和评价呈现的历史变化。陶渊明的作品不论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都有高标自是、不从时流的特点。晋宋同时的颜延之在《陶徵士诔》中只字未及陶公诗文,似乎不太看好友人陶公作品的价值。梁沈约撰写《宋书》时,将陶归入《隐逸传》,陌生得几乎忽视其文学成就。稍后的锺嵘和萧统,虽然开始留意陶的诗文,但锺嵘《诗品》列其诗入中品,评价平平,远不及对当时专事雕章琢句的其他文人的繁复赞许。萧统虽然稍有注目,编订了陶渊明集,在序中对陶公语多荐举,然而编选《文选》时,选录陶渊明的作品数量都不如谢灵运、潘岳等人,力证即是摈弃和贬抑了《闲情赋》。毕竟当时权钱门阀炎势咄咄,文坛雕琢藻丽之风正盛,陶公貧窘又实无地位,其华实相扶的自然文风很难夺人眼目,所以在那个历史和文化的背景下,萧统的眼界胸界都会受到限制,读不懂《闲情赋》也不奇怪。

陶公始不见重于当时以及稍后二百年,直至七世纪初期唐王绩等诗人的推崇,诗坛才开始拭眼高看。二百年间,由抑陶扬谢(谢灵运),到陶谢并举,到宋人大力扬陶抑谢,由衷发出“世称陶谢诗,陶岂谢可比”(方回句)的慨叹,称陶为“第一达摩”(葛立方《韵语春秋》),说明时代审美理想的变化和认知陶公诗文真正价值的百般不易。陶公文学的淡泊风骨、真情直率、高格异响,倾倒宋人,所以重新审视《闲情赋》的结果,自北宋东坡始,竟然敢以大胆坦露爱情的《闲情赋》力挺陶公,与萧统对立,历经金元明清,遂出现“前抑后扬”的争辩转机,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如果无此转机,或转于明清之后,那会是对陶最大的不公。

 

五、解读狷者陶渊明

文人持才自是,大都有“狂狷特质”。《论语·子路》说“不得中行(即中庸)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集解》又有“包(咸)曰狂者进取于善道,狷者守节无为”的解释。历来通识,都认为,狂者外向,表现比较激进狂放,勇取不让;狷者内向,基调是不耻污流,倨傲权贵,宁退身独善,但不会拼命。宏观看待陶公一生,在狂狷类文人中,陶公属于狷而不狂者。

狷者陶公的入仕归田是守贫安命,洁身自好;《闲情赋》写情,情至不能已,可以追求,追求不成,可以失望,识时顺应,也可以“存诚憩情”,退而无怨,同样是守情安命,洁身自好。狷者与中庸背离不谐,为人处世的这种特质对文学创作的渗透,在文学作品中形成“立异标新二月花”的独特风格,也为吾国文学文化留下无数珍贵遗产。

陶渊明诗文皆贵得一个“真”字。“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隐为高”(苏轼)。写真景,不避穷拙;写真情,不舍坦露。不为文造情,更不会应命伪饰。明末寓次东瀛的朱舜水《题陶靖节像赞》曰“古今人所贵乎天下之士者,以其识时焉尔……力能为之,(原文逸失);力不能为,则洁身而去”(见《朱舜水集》),真知陶公。情事可仿居官,一样需要“识时”,激情向往,倾情出场,可以十愿追寻;结果不遂,力不能及,悄然退场,愁肠不悔。此际,清风徐来,心波不兴,足显悠然之致。

注意这一点,会有利于纵深解读《闲情赋》的眉飞而不色舞,退身独善以及何以见情未必见讽。如果跳脱出历代情讽之辩的窠臼,变换一个角度,以狷者文人为专题进行研究的话,笔墨涉及南北朝后至唐之王绩孟浩然杜牧、宋之黄庭坚姜夔等,皆须得仰观晋宋狷者陶渊明,那《闲情赋》应是绝好的首选。

笔者读陶公诗文常常觉得,如果诗文可以成就豪杰的话,陶公当然名列其间。豪杰命世,肝胆自行,风情自蔚,断不依人眉目,这正是陶公诗文的最大特色,由《闲情赋》可知。然而,陶渊明为中国文化所带来的惊奇,又何止一个《闲

�;p;м �/� font-size:12.0pt;font-family:宋体;mso-ascii-font-family:"Times New Roman"; mso-hansi-font-family:"Times New Roman"'>时代 常在洲边游泳、读书,填有《沁园春·

 

长沙》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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