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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韵奇赋唱大风

字号: 2012-05-24 14:14 来源:中华辞赋网 点击:9350 我要评论(0)

 

——魏明伦《奇赋与新碑》序

黄彦

    捧读魏明伦的碑赋妙文,像捧着一团火,烧得你心摇情荡,燃得你血涌神飞;亦如步临一湾水,既见黄金流淌的瑰玮大观,又感涟漪轻漾之秀雅韵致。

    只有一个魏明伦。目前,只有魏明伦将新式骈体碑赋写成一个系列,写出一种阵式,遂出版了这部相当历史时期迄未见到过的专著《奇赋与新碑》。

     全面评价魏氏碑赋系列也许为时尚早,而全力探索新式骈赋的存在价值已略嫌晚。此时此际出版此书,不仅是富有应时复兴一种历史悠久的文体的明智之举,更可能深蕴着赋予骈赋新的活力及生命的开创之功!

(一)

    一种已有二千多年历史、屡经兴衰嬗变及近已很少有人问津的骈体碑赋,竟于数载之间在魏明伦笔下突然活了起来,火了起来,且大有一发而不可遏止之势,且很有可能形成一股蔚为大观的碑赋新风,另赋新天,实乃绝非偶然、发人深省的“现象”——姑命名曰“魏明伦现象”。此种现象自然不限于骈赋。本文于上二桩可能略有所涉,然重在骈赋;余皆信马由缰、信天游般游到哪里算哪里。

    余于魏氏,心仪已久。为伊作传,我是始作俑者,力主敦请高手;在作家出版社出文集四卷,我是热心牵线红娘;现在又来评论魏氏碑赋,由“动口”而到“动手”。原定由红学家邓遂夫兄一力以成,因邓兄过忙又出书在即,几友重议嘱我参入,此乃出我意外。最后还是由诸友共同成此盛举。我既对魏景仰若此,经慎重思考后欣然应承了。方始有这里的饶舌。

    自捧起魏之全部碑赋文稿,我又有了文首所述之感觉:我像捧着一团火。而此火与彼火有别:前是观火,此是玩火。观者轻松,无有负担,信口而论,姑妄言之:“玩火”则即可能借火生光,更可能被火灼伤——虽不致“自焚”。何作如此说?一言以蔽之:魏氏碑赋是好评的么?

    事物都有两重性,都是双刃剑。窃以为:好评的极可能不是好文,好文则必定不好评。评论可有两种结果:或画龙点睛,或画蛇添足。我是添足不甘,点睛不敢,唯期以我之狂放一呼,引起若干应者之瞩目,于愿足矣!

(二)

评说魏氏碑赋自须要对赋体文学作些极其扼要的追溯和回顾。且因我称其文为骈赋体,自是骈、赋都要论到。且先从赋说起。

    赋,作为中国传统文学的一大文体,曾有过极大辉煌,领四百载之风骚,汉赋与唐诗、宋词、元曲比肩,并称为四大断代文学之宗。然并不限此四宗。王国维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朝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文学。”这里已加上了“骈”。自然,也许还可以加上唐代的古文(散文)、宋明话本及小说。赋这种文学,虽历经兴衰起落嬗变,却一直流传百代(两千多年)不衰,及到近、现、当代,仍有顽强的生命力。

    赋的起源众说纷纭。一般之说起于春秋战国时期。有人将《诗经》中的诗而可诵者称为“赋诗”。更多的将战国时的屈原、宋玉、荀况的作品称作早期的赋。如宋玉的《风骚》和荀子的《赋篇》。荀子尚有《礼篇》《智篇》、《云篇》《虫篇》《箴(针)篇》等。其《劝学篇》赋骈之味亦足。《箴赋》中的“日夜合离,以成文章;以能合纵,又善连衡”诸论,即堪妙绝。有人将《楚辞》中的“辞”与“赋”并提称为“辞赋”。汉代人一直视《离骚》为赋,以致长期都有“骚赋”(骚体赋)之称。刘勰《文心雕龙》的《诠赋》篇则说:“秦世不文,又有杂赋。’’甚至还订‘‘六诗”之赋及“六义”之赋等谓。这一切,即说明赋之产生及发展是一个复杂、漫长的过程,也自然会在此过程中对于赋概念、界定及质型都较混乱粗疏,致有诗赋、辞赋、骚赋、杂赋讲称。上述之一切,只当视为赋的初萌或赋的源头,以后才逐渐滥觞为最初定型意义上的赋。

    真正成型而成熟的赋应在汉代。汉初上述各式各体遂“顺流而作”而呈一发而不可遏之势,形成汉赋的博大气象。由于赋体文学“拓宇楚辞”,汉初之赋被后世称作骚体赋。尔后贾谊因撰《吊屈原赋》等名篇而成为散体汉赋前期形制大定的第一位汉赋大家。自景帝时枚乘作《七发》,有散有韵,规模宏大,更使散体大赋极盛一时;此篇亦有里程碑的意义。及至司马相如,则将汉赋推上顶峰。而东方朔之《答客难》则既己不同骚赋,也不同散赋,更用了散文笔法,而被称为“散文赋”。王褒最富文学情趣的美赋,其骚韵大赋则已实现了辞赋的转化,始终用韵,且于铺排中多用精巧的骈偶。扬雄则使骚体大赋越过障碍获得新生。东汉的赋一方面仍在继续发展,一方面也显现出赋体文某些不可避免的弱点和必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而最后让位于灵活短小长于抒情述志的小赋。

    这里要特别讲一讲魏晋南北朝时期。魏晋南北朝并非赋体文学的重要时期,何须着重讲述?一则是因此期的赋仍在发展,更重要的是此期产生了本朝的一代文学——骈文。而骈文又每与辞赋交并、交媾融为本体,再生出新的骈赋。尤其关涉重大的,是魏明伦的碑赋,绝大部分以“赋”为名,而实际上更应属于骈文。即是说要将这两条线两种文化的异同、平行、交叉、辐轴式滚动前进的关系大体交代清楚。尤要讲清两者的盛衰起落优劣长短。最后从深厚的历史渊源及大胆的革新创造两个方面论述魏氏碑赋的特色和价值,庶几可得个中堂奥。即是说,以如此篇幅追溯,虽有“食古”之嫌,实为孜孜以求“大化”之功也。

    骈偶对仗是骈文的基本要素,其起源可能较赋为早,涉面更广。那宏博渊源、神秘莫测、被誉为万世经典的《周易》,以及《尚书》《左传》《国语》《战国策》《孟子》《荀子》《诗经》《楚辞》,以及秦李斯《谏逐客书》,都有大量的对仗、偶句、俪词、骈语,并逐步向集中、大段的骈体发展。

    汉代是赋体发展的高峰,骈文亦有长足进展之势。班彪、班固的《汉书》、王充的《论衡》、司马迁的《史记》和书信文章,以及王符、仲长统的科学哲学论著、蔡邕的《郭有道碑》等等,均显出骈偶发展势头之大,,开了六朝骈文的先声。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从论文、叙笔、杂文等角度,将文体分为诗、乐府、赋、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檄……等近八十类,“几于网罗无遗"。其中若干本身即是赋及骈文。而如果我们细心辨察,更可发现其中若干文体含有赋、骈因素及对、偶、骈、俪的因素。

建安时期,三曹及建安七子、竹林七贤即有大量名声远播的赋,又有相当典丽谐婉的骈文。

    两晋时期,更是辞赋并称,文体沿建安趋势从骈散相间完全走向骈化,文章辞赋高手如林。一种是追摹两汉大赋之遗风,赋篇甚多,颇重骈俪对偶。另一种则沿咏物抒怀的小赋轨迹,赋篇亦甚宏富。陆机甚至以赋写成理论著述《文赋》。萧统选《文选》时,给骈体定出了权威的标准,形式也达于极致之骈四俪六:隔句作对、平仄相同的体制已经定型。骈体风靡整个文坛,夺去了散文的正宗地位。庾信的《哀江南赋》更使骈文之形式美达到完美圆满境地。除此之外的骈文名篇亦多。左思的《三都赋》更显骈俪偶对的工丽,骈赋的华美流丽手法远超各个大赋家。潘岳的辞赋、骈文、哀诔文章都很有名。陆机的骈文较诗赋更为有名。《豪士赋序》即是一篇典型的骈文。两晋时期,辞赋与骈文共荣。

    南朝时期,亦大体呈现这种景象。许多骈文名篇,文质兼备,已不完全受严格而狭窄的声律技巧所约束。宋初的表策文诰,皆用俪词。鲍照及范骅的辞赋文章(均冠以赋名),都写得笔势纵横,雄浑雅隽。齐梁时期的骈文与辞赋大家之著,亦多冠以赋名,有的骈偶工整。孔稚珪的《北山移文》,更是一篇精绝的骈文,清代孙月峰评此文道:“六朝虽尚雕刻,然属对尚未尽工,下字尚未尽险,到此篇则无不入髓,句必净,字必巧,真可谓精绝之甚,此唐人所祖。”此期李密的《陈情表》,王羲之的《兰亭集序》,陶渊明的《归去来辞》,丘迟的《与陈伯之书》,都是千古流传的名篇。

    这一时期,除骈文技巧已完全成熟之外,还有四个值得注意的趋向:一是骈赋与文论等的紧密结合。陆机以骈赋写论著《文赋》、说理《演连珠》。干宝用骈论史(《晋纪总论》)。潘岳以骈写哀,刘勰甚至用骈写成中国文学史上辉煌文论经典巨著《文心雕龙》。二是赋与骈文的界限已逐渐趋于消失。三是若干辞赋已更讲究求格律的精整,巧密辑裁,已开启了唐代律赋的四六文风。四是宫体诗歌的轻艳绮靡之风,“也多施于词赋”。这种宫体骈文,对骈文戕害甚巨。总之有一点值得特别看重,魏晋南北朝骈赋的辉煌为大唐文坛的极盛作了极其宝贵充分的准备。

    到了唐代,赋仍在发展,骈文也在发展,并非“唐以后无赋”。这必然使人想到,唐代以诗歌为宗,即使在中国历史上,仍以唐代诗歌为盛大,骈文(骈赋)在此时期会有什么样的地位?再者,唐代掀起历史上空前的古文运动和反对六朝绮靡文风之大潮,六朝骈文首当其冲,骈赋又会处于何种境况?或者说在诗与散文双璧辉煌、双峰耸峙的夹缝中,骈赋还有一席之地么?那些古文运动及反骈旗手、大师到底对骈作何是观?

    其实,唐代以诗称雄,但赋也有一千余篇。清人王芑在《读赋卮言》中说:“诗莫盛于唐,赋亦莫盛于唐。总魏、晋、宋、齐、梁、周、陈、隋八代之众轨,启宋、元、明三代之支流,踵开姬汉,蔚然翔跃,百体争开,曷其盈矣。”可以说,这是一个十分得体确当的回答。

    初唐时期,仍盛行古赋和骈赋。李白文章多用骈句,还写了《春夜宴桃李园序》这样的名篇。他写诗也不喜欢用格律,这与他自由驰纵奔逐的豪放性格有关。李白的《大鹏赋》、杜甫的《雕赋》,与他们的诗风相近。王勃的《滕王阁序》可谓初唐骈文之冠,千载流传。骆宾王的《讨武曌檄》,连被讨的武则天都矍然心动,深叹其才。尤其可贵的是,初唐四杰亦深厌六朝绮靡文风,但并不反骈文其体。而且身体力行写出骈体名篇。甚至深厌齐梁诗风的陈子昂,除写出几乎无诗之韵律形式的“前不见古人”(《登幽州台歌》)这名篇外,亦以骈俪之句写表、序。就是说,初唐不仅还在使用骈体,而且佳妙文章多为骈体,自然也呈新的特色。有人说这是对六朝文学的叛逆,有的则说这是对六朝文学的发展。总之,初唐诗人已把六朝文学推向极致。

    此时的骈赋发展有两个值得注意的倾向:一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兴起(始于隋唐,大成于韩愈、枊宗元),散文对赋产生了巨大影响,虽仍有古赋之韵律,但题材已更宽活,形式亦愈自由,于是渐渐形成了新体文赋。就是说,古文运动虽其忌骈赋,却实际上促进了骈赋的改革。二是由于沈诠期、宋之问写成了诗律(绝、律两种诗歌)的定型,加之唐代科考一律应试作赋,文官又多为士人出身,于是又产生了一种律赋。而且律赋应试延及以后各代直至清朝。律赋讲究音律协

调,要求严格,甚至限韵。虽增加了音乐、音韵之美,但也约束了人们的思维。律赋由六朝骈赋发展而来。骈赋对仗工整,讲求形式,与其他骈文同步发展。唐代骈赋依然盛行,但已一扫六朝粉气。自受沈约等“四声八句”之说影响,唐代作律赋之气很盛。同一个王勃,也写过限韵的名篇《寒士棲凤赋》。自然在发展过程中两体都出现了许多佳作。文赋、律赋共耀,此现象意味深长。而且这种现象,到了宋代又有了较大的发展和变化,给人以新的启迪。

    盛唐时,被誉为“燕许大手笔”的张说,苏颋也信笔作骈。中唐的陆贽更以骈写奏疏,文尽其妙。元稹、白居易亦为写骈高手。晚唐的李商隐更由散转骈,写了近千篇骈文,大放异彩。温庭筠、段成式亦有骈体佳作。

    纵观有唐一代,骈赋与诗歌、散文共荣,几乎无时不在,甚至无处不在。连以质朴文风称誉的魏徵的《谏太宗十思疏》,亦是一篇出色的骈体佳作,一扫六朝繁缛之气。唐代古文运动的大师韩愈对《滕王阁序》也盛赞有加:“壮其文辞,读之可以忘忧”。他自己也写了《别知赋》。枊宗元则写过《睢阳墓碑并序》这样的带骈碑铭。写了《牛赋》《惩咎赋》等赋文。如上所述,唐代以律赋科考取士,杜甫也连献三篇大礼赋才博得一个闲官。唐代的判牍皆为骈俪之句。骈赋虽未为正宗,但其发展之势仍颇可观,并未像骈文炽热时期散文即显衰微。而许多作家对骈赋虽偶尔为之,还每成精品。尤其还出现了王勃、骆宾王、陆挚、李商隐这样的骈体大家。骈文成了永远闪辉的瑰宝,而且代代相传。这才是令那些片面反对骈赋者十分难堪和万般无奈的尴尬事。

    到了宋代,自唐开始的骈文、散体分途之势又呈新态,散文家力图融骈而化之,这成了宋代文学发展的重要特色,也更促进了文赋进一步发展。文赋一反骈赋、律赋在排偶、用韵方面的严格限制,在排偶及用韵方面都更为自由。如果说诗和散文之间的赋发展到魏晋南北朝及唐代变为骈赋、律赋,使赋向诗的方面靠拢;那么赋向散文方面的靠拢,便成了始于唐而流行于宋的文赋。这是唐宋古文运动对唐赋突破的结果。如果说唐代的韩愈、枊宗元的古文运动开了文赋的先声,那么宋代的欧阳修和苏轼,则是文赋的完善者和完成者。文赋并不一律排斥排偶,也用韵,只是更为自由,甚至称为“白描骈文”。欧阳修、苏氏兄弟以及王安石、曾巩,加上唐的韩愈、枊宗元,即唐宋八大家,八有其士,都是撰写文赋的高手。如欧阳修的《秋声赋》《蝉鸣赋》《黄杨树子》《牛赋》《瓶赋》《旧山赋》《闵生赋》《佩韦赋》《祭石曼卿文》《采桑子·西湖念语》,苏东坡的前后《赤壁赋》及《吕惠惠卿责授建宁军节度副使安置不得签书公事制》。唐宋之文赋,已摒除了汉体大赋只擅铺张、缺乏深蕴之弊,力求以“文”为赋,以“理”入赋,从而使赋面目一新。南宋时之骈、赋,其势已不那么盛。然婉约词人李清照的一篇《打马赋》,却是使人感奋的爱国之声。爱国词人陆游及忠义千秋的文天祥等,都有骈文传世。就是说,以唐诗、宋词为宗的唐宋两代,骈赋仍有很大的发展,并留下若干千古绝唱。

    宋以后的元、明、清三代赋骈体文学的发展起起落落,也有过中兴。作品不少,作家亦多。从杨维桢到李贽的《杂说》,到清代陈维崧、袁枚、孙星衍、胡天游、邵齐焘、刘星炜、吴锡麒、曹燠、孔广森、洪亮吉、汪中、蒲松龄等,一直到清末民初章炳麟的《哀山东赋》,始终延续。清代骈文中兴,作品甚多,骈散结合之论亦甚众多。清末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冯桂芬甚至将考试骈体文赋等以取代陈旧禁锢的旧科考内容和八股文章。太平天国的李秀成、杨秀清等以骈写檄、写谕。直到近、现、当代的康有为、梁启超、柳亚子、鲁迅(《孩儿塔序》)、毛泽东(《向国民党之十点要求》)及一些评、论、文章、白话布告、郭沫若《“鲁迅特稿”序》等,都是骈体名篇。至于散见于各种文学、哲学、美学、教育、文论、诗歌以及蒙学读物中的排比、对偶、骈文、俪句,更是举不胜举,此处无须一一赘列。只着重讲一个人:汪中。这位狷介刚烈的“狂徒”,绝意仕途,精通哲、史、文、艺多道,写出一篇《哀盐船文》的骈文,被誉为“惊心动魄,一字千金”,“钩挂经史,熔铸汉唐,宏丽博雅,卓然自成一家。”极尽汉赋宏丽瑰玮、六朝骈文哀婉顽艳之长,倾动一时,有人甚至认为堪追杜甫的“三吏”“三别”,可以说是中国近代骈文中最后一座高峰。清代骈文仍能有此绝作,且熔汉赋六朝骈文精魂于一炉,实是耐人寻味的。

    以上不厌其烦地以数千言概述骈赋之历史演变,无非要探出某些轨迹,看清骈赋历史面目之轮廓,从而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赋以两汉为盛,但中国历代之赋大约有两万余篇,汉赋仅占十分之一。骈文以两晋六朝为盛,而以后骈文数量,恐更会远远超过历代之赋及与骈文。这都说明骈、赋在其“盛世”之后都有长足之发展。除此,从骈赋漫长、曲折奇幻的发展及兴衰、衍化、嬗变的过程之中,我们应该看到以下几端。

    第一,骈赋是因时因势而变的。正如其他文学艺术,其他一切科学文化乃至一切事物都会因时因势而变一样。只是骈赋这种变化经历了更加奇幻莫测和难以琢磨的历程。这变已不仅是正常所谓的内容形式的变化,还包括其际遇、地位、手法、质型之变,尤其要看到其神韵、精魂之变。只要是在变的,是可变的,就永远有希望。

    第二、骈与赋有别而无绝对的界限。赋和骈文最根本的区别在于赋是押韵的,不管这韵是严是宽,或短赋均可屡屡变韵;而骈文是不押韵的,即便偶尔有韵亦非本旨。但这区别并不是绝对的界限,更非不可逾越的鸿沟。如前所述,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梁朝以降,赋与骈文区别已基本消失。同时有许多名篇,虽是典型的骈文,但几乎都以赋为名,诸多论者每每都将辞赋与骈文并提共称。至于称“骈赋”者自然各个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含蕴,但有两点是很明白的,一是赋与骈文界限确实已难于区分;二是赋与骈文每每融为一体,成为一种双胞胎或不可分割的连体儿。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曾说,中国文明“拥有无与伦比的同化力量和非凡的再生力。”赋与骈文都有这种极强的同化力和再生力,谁同化谁并不重要,但这两种力量碰在一起必然产生极强的共融、共生力。扩而大之,中国的民族与宗教之间亦有这种现象,民族之间越打越融和,宗教之间越争越同源,这就叫做“圆融”。魏晋南北朝时期恰恰是儒、玄、佛、道诸家学说相互交融,彼此消长的时代(玄学已跳出儒学窠臼),也是中国思想史上人性觉醒的时代。骈文偏偏在此时代蓬勃发展以致鼎盛,二者是有极密切的必然的内在联系的。这种现象,也是举世罕见的。赋与骈文互相渗透、共融共生之关系是耐人寻味的。

    第三、赋与骈文的盛衰、沉浮、起落、兴替,其根本原因不在文体,不在形式,而在内容,在手法,在于写什么和如何写。历来对于赋与骈文的评价,每多重于前者而忽略后者,即是说赋和骈文本身即存在固有的、不可克服的弊端。这是一种极为形而上学的方法和观点。形式是重要的,应该说,一切文学形式,一切文体都有其充分存在发展的理由,都不能说有某种胎里带的先天痼疾。千载不衰的诗、词也会有宫体诗、台阁体(图画还有馆阁体、文章更有八股文)之流弊,而并未有人称为诗歌体或文章本身固有劣根,为何偏偏对赋和骈文几千年来有那么多指责其本体即当被否定的文章和论断呢?这是一桩极为不公的千秋公案。就赋来说,在最兴盛的汉代,其兴一在于找到了一种比楚辞更好的、从未有过的表现形式,一是得到统治者青睐,适应了他们的需要;其弊则不在这种形式之本身。而在自司马相如开始颂圣为旨的应制性;在于赋家成了“言语侍从之臣”,即当了御用文人;在于阿媚邀宠,成了帮闲文人;还在于较长期固守“劝百讽一”的陈旧惯例。自然其形制的铺排臃肿也是弱点,但不是根本的,不可克服的。以后赋的发展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再看六朝骈文。历代多曾指责骈文的轻绮浮华淫巧,只尚虚饰雕琢空艳,竟骋辞藻,甚至追求唯美形式。应当说,这种弊端都曾存在过。但这并不是骈文本身所必然带来的恶果,而是整个六朝文风乃至社风之弊的一种反映。而这种弊端,在其他文体、其他时期也可以染上和反映出来,只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显得更为集中和强烈而已。而我们更应看到,六朝时期骈文曾开一代之盛,可与诗、词、曲等成为一代文学。而六朝时期的骈文的偶对流丽隽美在许多方面已超过了汉赋,没有这般光辉,六朝文学则只能蹈习汉赋而不能发展。骈文的历史光焰永不可掩。我们要摒除的是形式主义而非形式,要形式而不要主义,要美而不要唯美,要袪除骈文有过之失而不是一味反对这种文体。有一个经典的比喻,不要因为倒脏水而将洗澡的小孩一起泼掉。上述之弊非是唯骈文染上的独有绝症,而是多种文体都可能染上的多发病、常见病。一部中国文学史可以证明这一点。以后(包括当时)许多骈文并无此病了证明这一点。韩愈等人在具有指陈骈文之失的大功的同时,也因对骈文指病欲废其体而失之偏颇,是极为不公的。而若干聪明客观的作者,如初唐四杰和陈子昂,“燕许大手笔”,李、杜及欧阳修、苏轼,或反其病而不弃用其体,或身体力行致力于骈赋的创作,这都传下良好的风范。一句话,对骈、赋之功过得失必须全面辩证待之。即在南朝后期,就已有人看到了“情采”“文质”“风力”“丹采”并重的一系列主张。《文心雕龙》提出“衔华面佩实”,“丽辞义,符采相胜”,《文选》要求“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与后世刘熙载《艺概》主张的“质而文,直而婉,雅之善也”,以及王国维的“词以境界为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如出一辙,都是要求文学的内容同形式的高度和谐统一。由此可以说:骈病必袪,骈体可变,骈俪永存!

    第四、赋体及骈文无论是否正宗、均可炽盛。赋和骈文均曾作主两大朝代的正宗文学而极度辉煌数百载,但以后各代并非是辉煌不再。历代的反骈主义者,许多都带有争正统之意味。因为骈文一时之盛曾将散文挤到颇为衰微的尴尬境地;这自然不正常;但亦无须反其道而行,因争某种文体的正统而排斥骈文。任何文体均有可能成为正统,如果有卓异之发展。正如鲁迅将杂文升为正宗,毛泽东将游击战提高到战略地位那般。骈文即使不是正宗、主导,亦一样可以炽盛。

    第五、骈赋须同各种文体相互比照、相互竞争、相互吸纳、相互借鉴,这将大有助于骈赋的发展。不用怕被他体同化,也要敢于同化他体。要与各体共求水涨船高,而不以压制他体而致水落石出。即使被他体排斥而不排他。人以集众才之长而成为大才,文以吸众文之长而蔚为雄文。善之善者即是拿来主义之“敢借”!

    第六、不用怕排斥、贬责,唯求自身的进步和完善,拿出真正的货色来。有生命的文化总是骂不垮的,骈文遭千载之非议而今仍在此旧话重提已是证明。历代的反骈主张和浪潮可谓强劲矣。自梁朝的裴子野、隋代李谔、初唐反骈之风到中唐韩愈举起反骈大旗、宋初柳开及理学大师王程、明代李梦阳等后七子都甚为偏颇。然骈文仍有顽强的生命力,历久发展不衰。竟连以反骈为要旨的唐代古文运动,也在客观上有助于骈文的兴盛。任何一种文体,每每都是在扶持和反对两位“老师”的扶、压并举中发展的。正如一棵树,不要怕摇。摇倒或摇落一些枝叶,说明其本身该落,该倒——活该!摇不倒的说明其有顽强的生命力,而且会因被摇而愈增其坚强。少年毛润之曾吟哦一联:“河出潼关因有太华抵御愈显其奔猛;风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益增其怒号。”即使暂遭扼杀也总会有复兴之机时,真正难堪和无奈者恰是那些反对者。这不是个人的无奈,是历史的无奈。智者唯期将“无奈”化作“有为”。

    第七、骈赋在中国文学史和中华民族文化中的地位,虽迨定论,实际上早已定位,只是未被“钦定”而已。文学是无须钦定的。这里只须随列一个很不完全的历代骈赋大家名单,长长的队列和浩大的阵 容已说明一切。他们之中有:

屈原、宋玉、荀况、孟轲、孙武、庄周、李斯、邹阳、贾谊、枚乘、庄忌、淮南小山、司马相如、刘彻、傅毅、赵壹、边让、冯衍、王褒、东方朔、董仲舒、路乔如、公孙诡、羊胜、刘胜、刘德、蔡甲、刘辟疆、臣婴齐、周长孺、眭弘、李思、崔篆、扬雄、司马迁、刘向、刘歆、庄助、吾仁寿王、庄怱奇、张子侨、孔臧、刘安、朱买臣、主父偃、枚皋、兒宽、息夫躬、杜笃、朱浮、班彪、班固、崔骃、班倢伃、王符、仲长敖、张衡、王充、蔡邕、曹植、曹丕、王粲、祢衡、陈琳、书耀、嵆康、阮籍、王沈、刘俗、左思、向秀、张华、潘岳、陆机、刘勰、鲍照、孔稚珪、范晔、江淹、丘迟、李密、王羲之、庾闸、孙绰、苏彦、谌方生、何瑾、陶渊明、夏侯湛、徐陵、庾信、吴均、任昉、张载、刘琨、干宝、颜延之、袁淑、成公绥、张渊、傅亮、谢晦、谢惠连、卞伯玉、刘义庆、义恭、孔璠、陶弘景、萧纲、萧统、萧绎、刘骏、沈约、谢朓、王俭、萧琛、王融、陆倕  、萧子显、萧子晖、萧詧、卞彬、何逊、沈炯、周弘让、祖君彦、李播、陈叔宝、李暠、李谐、元顺、卢元明、高允、颜之推、邢劭、魏收、刘璠、萧大圜、萧慤、卢思道、虞世基、薛道衡、魏征、王勃、骆宾王、卢照邻、杨炯、卢肇、敬括、张说、苏颋、张九龄、王维、李白、杜甫、陈子昂、王绩、王起、徐彦伯、刘禹锡、陆挚、元稹、白居易、高适、杜牧、柳宗元、韩愈、李华、东方虹、韦承庆、富家谟、李邕、萧颖土、元结、岑参、王昌龄、张嵩、乔潭、薛胜、阎嘉隐、王冷然、吴筠、李翱、皇甫湜 、欧阳詹、吕温、何讽、沈亚之、杨敬之、李商隐、毛奇龄、李绅、陆龟蒙、韦庄、李庾、皇甫松、吴融、卢献卿、舒元輿、李德裕、皮日休、罗隐、孙樵、刘蜕、司空图、杨夔、贾○、李稚、张仲素、裴度、蒋防、周鍼、谢观、公乘亿、薛逢、崔葆数、黄滔、卢延让、蒋凝、张登、徐寅、宋言、张读、白敏中、唐僚、徐弦、陶○、梁周翰、张咏、王禹○、杨亿、钱惟演、狄遵度、崔伯易、邵雍、王回、丁谓、苏轼、苏辙、梅尧臣、沈括、王令、蔡确、王安石、欧阳修、曾巩、王棨、宋祁、司马光、黄庭坚、秦观、米芾、张来、苏过、邢居实、程俱、晃补之、李纲、李清照、范仲淹、徐晋卿、吴淑、傅霖、珞琭子、吴景鸾、何若愚、李杲、郑棠、李默、陈束、于慎行、沈一贯、葛曦、王弘海、叶向高、刘攽、田锡、朱昂、宋白、李觏、文同、路振、杨侃、王曾、夏侯嘉、周邦彦、李长民、王仲旉、叶清臣、刘敞、王回、周敦颐、孔武仲、葛长庾、张九成、刘子翚、陈与义、晁公遡、王小朋、岳飞、张孝祥、周必大、辛弃疾、陆游、范成大、杨万里、刘过、朱熹、薛季宣、吴儆、王炎、梁安世、高似孙、陈造、刘克庄、洪咨夔、李曾伯、文天祥、赵秉文、元好问、郝经、李俊民、杨维桢、刘因、赵孟頫、马租常、虞集、朱德润、宋濂、刘基、高启、王翰、方孝孺、薛瑄、徐有贞、吴宽、李东阳、唐寅、王世贞、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王廷相、顾璘、杨循吉、徐献忠、王守仁、陆深、薛蕙、黄尊素、王廷陈、杨慎、汤显祖、骆文盛、顾大韶、陶望龄、李贽、屠龙、张溥、张煌言、杨祯、邱浚、黄佐、夏完淳、徐谓、宗臣、徐瑗、吴应箕、黄耀淳、陈子龙、傅占衡、龙侗、李渔、施润章、管同、董士锡、金式玉、吴兆骞、洪亮吉、彭兆荪、胡敬、董佑诚、张九鉽、龚自珍、金应麟、王闿运、朱鹤龄、陈维崧、蒲松龄、曹雪芹、杭世骏、洪仁玕、袁枚、汪中、洪亮吉、吴锡麒、刘星炜、傅山、汪琬、黄宗羲、王夫人、朱彝尊、方苞、张惠言、吴绮、章藻功、蒋景祁、胡天游、孙星衍、孔广森、陈球、冯桂芬、曹燠、邵齐焘、莫多、纪昀、章炳麟、阮元、王闿远、康有为、梁启超、柳亚子、郁达夫、闻一多、苏曼殊、李叔同、孙中山、鲁迅、毛泽东、郭沫若、,以及深受骈文影响而趋近新骈的贺敬之、郭小川……等等等等。

够了!已无须多言。任何一个稍有常识的人,都可以看到,这份名单,即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璀璨辉煌、光华灿烂的壮美星空,也是辞赋骈文的瑰玮星系。一个如此奇伟浩博的骈赋长廓,不应该在我们这个时代,在我们手中突然消失;更不应该断裂下去。

    第八,骈赋的新生命唯在继承中创新,也必能以崭新之面问世。骈赋的雄魂未散,骈赋地下火仍在运行,骈赋之精灵仍期在新的天空奋飞!如果没有这种奋飞,或者是时机未到,或者是未得其人。个人的力量是微薄的,然一粒火种却可能燃起熊熊烈焰。时机可能早已潜在,也可能触处皆有,这就需要一个看似极其偶然的契机,找到一枝适势应时之笔,来将这还算壮观的一张帷幕拨开!

这也许就是我们要讲魏氏骈体碑赋的缘由。

 

编后语:

这篇文章是黄彦先生七年前写的就的,在为辞赋现状大声疾呼的同时,也对辞赋的发展充满希望,作出预言。现在,黄彦先生的预言和希望实现了。在中国碑石文化工程院的高效运作中,《中华辞赋》创刊了,他又亲手操办此刊,既是极大的荣幸,又是深厚的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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